那一年，我在村子里的大庙（金兀术南侵驻扎军队时，建造的南岳庙，乡亲们日常习惯叫“大庙”）读四年级。

我家孩子多，只有父亲一个人在村西的公社拖拉机站开车，一月30多元的工资，也挣不上生产队工分，所以，常年是个缺粮户。

放暑假的时候，娘给队长说了无数好话，我才作为小劳动力跟着生产队的成年社员们到地里干活。出一个工，给记六分，一分折成钱也就一毛二分左右。

每年夏天收麦，或者秋天掰蜀黍（玉米）、刨红薯的时候，队里分粮食，对门的吴家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分的麦子、蜀黍、红薯也多，一辆架子车拉不完。而我家的架子车，往往只能装半车，望着人家的粮食堆得小山似的，我心里总是酸溜溜地，眼气（嫉妒）得慌。

一年之中十二月，家中的粮食只够吃九个月，或者十个月，剩下的两个月（也就是春上二三月份）家里的面缸米罐弄不好就会露底。如何对付日子那，只能靠父亲找熟人托关系从公社的粮店里买些“统销粮”。统销粮是30%的白面细粮，70%的蜀黍、红薯粗粮。

为了给家里多挣些工分，每到星期天，我就担副箩头，一早到村外颍河滩上的杨树林里，搂一大挑子的树叶挑回家，撒在猪圈里，上面再垫上层黄土。两个月后，在雨水、猪尿、泔水的作用下，沤成满圈的农家肥。也是趁着星期天不上学的闲工夫，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轮换着用独轮车把农家肥推倒在大门外的路边上。之后，娘就在吃早饭或晚饭的时候叫来会计拿上皮尺量方，计算担数，记工分。

家里到村东的河滩上，大概有两三千米的距离，一担杨树叶末子，加上潮气，估计也在四五十斤的重量，10岁的我摇摇晃晃背回家，一路上得歇几歇喘几口气。实在老热了，就到生产队的水渠上洗凉水澡，为此，现在我的右腿长满了青筋疙瘩（医学讲是右下肢静脉曲张），别人在热天里穿上短裤凉爽，我则始终穿一条长筒裤。

遇上“三秋”收种繁忙的时候，队长就集中男女劳动力连夜搞突击，在生产队的牲口院里垒砌三个土坯大煤火，支上口大铁锅，做猪肉炖粉条，再蒸两笼杠子白蒸馍，或者炸一笸箩油条，供下工的劳力吃。学校这时也放秋忙假，我就滥竽充数混在其中，尝尝口福，过个小年。至于学习嘛，书包里就两本已经被翻得稀巴烂的语文和算术，作业早在教室里打发完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土窑洞做的牲口屋，里边暖哄哄的，草腥味、土腥味、牛马粪味夹杂着男人们的烟味汗味和打诨骂俏的味道。现在想起当年的那一幕，品味一下王小波的《一只独立行走的猪》，是多么地富有乡土气息，何等地热闹和温馨。

那个时候的我除了上学，就是想法子填饱肚子。冬天夜长，在睡觉之前，得先跑到灶火里（现在叫厨房），往封了湿煤泥的煤火（壳）爻里，摆满红薯，等到第二天早上，听见村西十字路口上工的军号响声，穿上衣服，脸也不洗，走到灶火里装两裤袋炕红薯，一边吃一边往大庙的教室里去。有时候，起来晚了，顾不上点煤油灯，往往会穿错棉袄，等走到教室坐下开始背课文了，才觉得胳膊肘有点儿不得劲，发现穿成三弟的棉袄了，赶忙跑出教室，找到小我两级的弟弟换棉袄。

如今，我在城里生活将近十个年头，衣食住行都不再同于往年。自1980年秋天，我16岁离开村子到登封一中读高中和后来在外工作，回村子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每想起少年时的一幕幕，感觉苦难和坎坷是人生的最好老师，就像畅饮了一杯老酒，醇厚，有味，有劲。